砥砺深耕,做好城市建设中文物的守护与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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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中区作为重庆母城,浓缩着山城、江城、不夜城的精华,积淀和孕育了重庆的人文底蕴,其丰富的历史建筑和文物资源是母城的“根”和“源”,更是重庆重要的城市名片。有这样一个集体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 ,始终致力于渝中区文物资源的发掘和保护,风风雨雨三十余载,披肝沥胆坚守一线,它就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集体——渝中区文管所。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渝中区文管所再次扛起使命担当,作为全国13个试点县(区)之一,先行先试、总结经验,是全国试点工作中坚力量。
1987-1999:在“二普”中起步,从无到有,开疆辟土。
20世纪80年代,我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,这次普查比第一次规模更大,“二普”结束后全国共报告文物40多万处,比“一普”的结果翻了几十倍。在此基础上,国务院公布了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和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,一大批文物保护管理所在“二普”期间逐步建立,成为日后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实堡垒与战斗尖兵,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就是其中之一。
1987年,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,其最初名称为“重庆市市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”,老同志“戏称”这是一个“三无”单位——无办公场所、无独立经费、无专门人员,在文化馆“加挂牌子、合署办公”,由文化馆1名同志“兼顾”文物工作。虽然如此,但依然是渝中区文物工作里程碑般的大事,至此渝中区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,也为日后渝中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孕育了最初的土壤。
1997年1月,文管所从文化馆分离,迁至人民公园3号,从图书馆调来1名干部—时年43岁的老所长、老专家达应建,开始“独立办公”,文物保护工作逐步正规化。那时的文管所,就达应建一人,一间办公室、一张办公桌、一堆“二普”档案纸,在这样“一穷二白”的环境中,筚路蓝缕投入文物保护事业。
渝中区“二普”工作调查表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1997年6月,文管所迎来新人,徐晓渝退伍后来到渝中区文管所工作。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热血青年,第一天上班心就凉了一分,“大夏天电扇都没有一把……”,但后来的他扎根文物工作,一干将近30年,从普查队员到业务骨干、副所长、所长,已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工作的中坚力量,研究馆员,文物专家。两年后的1999年,又一名退伍军人胡征来到渝中区文管所。至此,渝中区文管所从“没有人”到“3个人”,文物保护“土壤”中的“种子”发出了新芽。
达应建(前排正中)、徐晓渝(后三排左一)、胡征(后三排左二)与实习生合照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2007-2011:在“三普”中成长,5个人的普查队,砥砺深耕。
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,始于2007年4月,止于2011年12月,用时近五年。相比二普以来,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各方面工作条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,工作队伍也从一普、二普的地方文物工作者和当地干部群众,增加了文博专业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。可以说,第三次文物普查,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重大机遇,基层文保机构得以壮大、发展。“2008年,三普工作全面铺开,我们所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,历史专业的唐嵩,考入我们单位。”徐晓渝所长向我们介绍,2008、2009年,渝中区文管所增加了2名工作人员,文物工作队伍也由3人变为了5人。关于三普,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徐晓渝和胡征已经能独当一面,“三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梳理二普基础资料,然后就是查阅档案、地方志书、史书,根据史实找线索。”在线上阅读还不普及的年代,为了寻找新线索、核实新发现,地方志办、档案馆便是他们长期的驻地,一待就是两三天。
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调查验收工作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三普过程中,渝中区抢救性保护了大坪七牌坊碑林、白象街片区等文物,并对其进行妥善保护。其中,最典型的是解放西路改造过程中发现的老鼓楼衙署遗址。2011年获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;2012年获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;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3年,包括老鼓楼衙署遗址在内的“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”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。
得到有效保护管理的国保单位—老鼓楼衙署遗址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2024年:在“四普”中前行,30余人的普查队伍,应保尽保。
今年3月,作为国家文物局指定的13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县(区)之一,渝中区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试点内容,严格按照新要求、新标准、新系统开展普查试点工作。目前,试点工作已全面结束,对比三普、四普之间的变化,徐晓渝说:“四普对普查工作专业性的重视程度再次提高了,工作力量更加壮大,阵容堪称“豪华”,区四普工作队由三普的5人增加到了30余人,专业也不局限于文博相关专业,还包括了信息技术、新闻传播等专业。”吸纳包括文物行政部门、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、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、博物馆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等专业技术力量,更为专业、科学和高效地开展工作。
唐嵩副所长(左二)和普查队员一起开展野外调查工作 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渝中区文管所在现场录入数据(图│渝中区文管所)
胡征表示,四普信息采集手段的科技化、数字化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对比二普、三普、四普的数据整理工作,从最基础的填写表格、测量、摄影、速写和拓片,到GPS信息采集、影像信息采集、计算机信息录入,几次普查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的发展和变化,体现的是几十年来国家科技的进步和文物工作专业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的成果。
渝中区全面完成四普试点工作,初步形成“文物一张图”(图│市四普工作专班)
唐嵩告诉我们,为持续提高市民的积极性,营造普查良好氛围,渝中区文管所在四普试点期间制作宣传横幅16条,海报100张,在街道、社区、群众中广泛开展普查宣传,鼓励社会参与四普工作。唐嵩表示,希望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个契机,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主动保护文物的意识,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文物工作格局。
让三位所长倍感欣慰的是,四普较三普各方面条件有了全方位的提升,“应保尽保”的目标和愿景有了坚强的保障。随着我国文物事业不断发展,每一次普查不断细化的标准丰富了文物内涵,也不断完善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。多年的工作经验启发了渝中区文管所四普工作思路,他们认为对照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和“具有时代特征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典型性”的特点,渝中区老地标建筑物“重庆广播电视发射塔”以及部分“网红”新地标建筑物,也应该考虑纳入普查范围。他们表示,在接下来的普查工作中将重点关注这一类型,并结合渝中区实际,做到“应保尽保”,让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被认定、登记、保护,健全渝中区历史文化脉络。
结语:采访最后,徐晓渝感叹,时不我待,四普可能是他参与的最后一次文物普查工作。但“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,必须一茬接着一茬干。”言语间,表达了对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的希冀,希望他们不负时代、不负使命肩负起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。就新一代文物工作者如何开展四普工作,三位所长给出了自己的建议:一要坚持“五多”,多走、多问、多看、多查、多写;二要坚持“三学”,学深本地区的历史文化、学实本地区的文物底数、学透普查精神;三要坚持“三下沉”,下沉到一线,下沉到社区,下沉到群众,要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,形成国家保护为主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。
孟夏之日,万物并秀。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阶段工作已圆满结束,顺利转入第二阶段工作,文物工作者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,以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的姿态,沉心静气深入一线,全面开展实地调查,努力交出重庆四普高分报表,为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!